近日,四川省仁寿县某中学正进行学生体育考试,一位初三年级学生的家长称:学校老师说,体育不好的学生交200元就可以取得满分———体育成绩竟然可以用钱买,这是真的吗?校方在接受采访时称这绝不可能,不排除是个别家长的个人行为。教育主管部门在表示“将展开调查”后,也做出与学校同样的判断:不排除有个别家长有这种行为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这种买分行为是家长个人的一种市场意识。(4月23日《华西都市报》)
有家长报料称体育成绩可以用钱买———目前这只是某个匿名家长的一面之词,如果对其报料进行分析的话,可以解读出许多种可能性:最坏的可能性是,该校存在严重的买卖体育分数的现象,因为体育分数关系到学生的中考加分和录取等现实利益,有利益需求就有腐败空间和寻租冲动,领导或老师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向家长卖分牟利;最好的可能性是,学校和老师没有卖分,也不存在大面积的买分现象,这仅仅是个别家长的个人行为,他们为了子女取得高分而想买分。
学校否认“最坏的可能”而坚持认定为“最好的可能”,这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,屁股决定脑袋,利益左右立场,他们自然会站在自身利益立场进行辩解,尽可能地进行“自我清白假设”,把问题和污点推给别人,将自己说成比天使还善良还清白的好人———因为如果那只是“个别家长的个人行为”,那学校就没有任何责任了。但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学校的监管者,面对舆论对自己监管对象的质疑时,就不该先入为主地“不排除个别家长的个别行为”、不该首先猜测“最好的可能”了,而应该以“有问题推定”的监管敏感对现实做最坏的想象,时时保持着对权力滥用的警惕,永远不放松和放弃对“最坏可能性”的防范。
也就是说,面对家长的这个报料,教育主管部门首先不排除的应该是最坏的可能:是不是学校和老师滥用权力卖分牟利———虽然这是最坏的可能,但在既有的制度环境下这太可能发生了。一方面,因为体育分数关系到中考加分和优先录取,所以打分是一种很大的权力,有利益依赖就有权力寻租空间;另一方面,将手中的权力通过某种形式变现为实在的利益,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流行病。无论大小,但凡手中有一点权力,哪怕芝麻绿豆大点儿的权力,也一定要充分加以利用,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,使其达到利益最大化。这种“权力变现病”无处不在无孔不入,120想着利用语音提示时间做广告,考试部门利用高考分数公布权收取查询费———这种集体性的权力变现冲动下,靠山吃山靠水吃水———太可能发生老师通过卖分将打分权变现的事情了。一个负责任的监管者对权力是不该如此乐观的,应养成“最坏可能”的监管习惯:设计制度时应将被监管者都假想为无赖之徒,并尽可能以制度预防和约束这种无赖倾向,而不能假想为天使———只有制度上充分的“无赖假设”,才能遏制住人的贪欲和预防腐败;只有以不信任和“最坏可能的想象”为制度起点,才能在制度上保障一个好的结果。(作者曹林,系新锐青年评论作者,现为《中国青年报》青年话题编辑、评论员)
编辑：李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