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解释不是做小学算术题（图）

经济学家茅于轼“大学学费应该提高”的言论再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在茅于轼看来,中国高校中穷孩子的比例只占10%到20%,如果降低高校学费,那就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便车。

乔新生教授认为,经济学研究需要基本的假定,如果大前提错误,研究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。乔先生根据其所调查的数据认为,高等院校中感受到学费压力的学生占80%以上,而需要四处筹措学费甚至需要贷款的学生占到30%以上,只有极少数家庭可以从容支付大学学费。少数经济学家既没有明确穷人的概念,同时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,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提高学费的主张,只能是误人子弟。

实际上,茅于轼的观点和张维迎多年来重复的如出一辙:通过提高学费,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,来解决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。

这个观点之所以一直受到抨击,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,经济假设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,而不是关起门来做小学算术题。茅张的观点至少面临着三重挑战:第一重,现在的学费还不够高吗?学费加上生活等费用,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平均每年一万元是少的吧?但农民人均年收入有多少?统计水分、来年种子化肥等加在一起,不到4000元。在许多高学费国家和地区,平均收入上下家庭的子女基本上可获得学费和生活费全免。笔者曾经根据公开的资料进行计算,发现根据相对收入,中国高校的学费已是世界最高(日本)的3倍。

如果在现有条件下继续提高学费,结果只能是中产遭殃,富人无所谓,而穷人被彻底排除在大学门外。茅先生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,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%—20%。但茅先生知不知道,我们现在的大学名额分配,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名额比农村、中小城市和贫困地区的名额多得多。如果重点大学更加“本地化”,同时再把学费提高几倍,我相信大学里穷孩子比例只占1%都有可能。

第二重挑战,在当下,大学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道德定力去分辨穷人富人?我看是没有,富人甚至可能通过权力和金钱关系,将自己变成可以领补贴得救济的穷人!

第三重挑战是收取高额学费以后,大学有没有动力去救济穷学生?我的观点是没有。因为现在的大学是垄断性质的,而且从行政拨款到行政定级,“行政等级化”极其严重,“级差序列”非常明显,“好大学”没有动力去竞争,“二三流大学”没有能力去竞争,无力改变现有的级差序列。所以他们不会把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,而更愿意在盖大楼、装观光电梯、建豪华校门和百万元年薪聘不知什么教授之类上竞赛,令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叹为观止。

按说,私立大学收费一般比公立大学高才正常,因为没有政府拨款。但现在内地私立大学收费很少有高于公立大学的,却也能生存,这只能说明公立大学的浪费太严重。其情形就如同许多政府机构,在社会保障投入上捉襟见肘,但在豪华楼堂馆所、公款用车、公款旅游和吃喝等问题上却挥金如土。改变这个状况,办法绝非提高学费,从根本上是彻底打破教育垄断;从眼前来说则是改变拨款方式,实行全民教育券制度,财政投入由补学校向补个人转变。（作者童大焕，系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，曾为《中国青年报》青年话题编辑，现任《中国保险报》评论版主编）